1939年9月，战争开始。军队进入有人居住和耕作的地区。车辆碾压牲畜和人。骨折、内出血、开放性创伤在田地和道路上同时发生。尸体无法被立即处理，只能留在原地腐烂。幸存者继续移动，踩过这些残留物。
同一时间，不同武装单位在村庄周围交火。子弹击中人体时造成穿透伤，组织被破坏，出血无法控制。这些过程不以"战术"“阵线"或"意义"为条件发生。
一个月后，战斗停止。协议被签署。地图被重新绘制。行政边界发生变化。上述死亡、伤残和腐败过程不再被记录，也不影响划界结果。从制图和档案的角度看，这些事件没有持续后果。
八十年后，这段时间被整理为历史材料，进而编写成为畅销书，教科书。阅读者处在安全、恒温的环境中。书籍中只保留可归纳的信息：时间、地点、伤亡数字、军事行动名称。这些信息足以构成理解框架，但不包含疼痛、恐惧或生理破坏。
2022年2月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。导弹击中居民楼。混凝土结构坍塌时产生的压力使建筑内的人体骨骼断裂、内脏破裂。部分人在瓦砾中死亡，部分人在数小时后死亡，部分人被挖出时仍然存活。这些过程不以"清除法西斯"或"保卫主权"为条件发生。
同一时间，士兵在战壕里度过零下的夜晚。失温、感染、截肢在前线同时发生。无人机携带炸药从头顶降落，爆炸半径内的人体组织被气浪破坏。这些士兵有名字，有手机，手机里有照片。部分手机在主人死后继续存在。
平民在地下室生活数周。儿童在没有窗户的空间里完成生长发育的某个阶段。这一阶段不可重复，已经发生，无法退还。
这些过程目前仍在发生，一部分进入历史档案，一部分尚未进入。
八十年后，这段时间将被整理为历史材料，进而编写成畅销书和教科书。阅读者将处在安全、恒温的环境中。书籍中将保留可归纳的信息：时间、地点、伤亡数字、冲突名称。那时的阅读者将与今天的我们处于相同的认知位置——距离战场足够遥远，足以产生理解，不足以产生疼痛。
他们也将以为，战争是过去时态。
对于我们而言，历史的正义是什么呢？
正义战争的概念依赖一个前提：正义是客观存在的，且可以被某一方所持有。但这个前提无法被证明。每一场战争里，交战双方都声称自己持有正义。如果正义是客观的，那只能有一方是对的——但我们用什么标准判断？这个标准本身又需要一个更高的正义来背书。这是一个无限后退的问题，没有地基。
卢梭的高贵野蛮人，是为了批判文明腐化而虚构的起点。斯密的以物易物原始社会，是为了论证货币自然演化而虚构的起点。“非正义的侵略者"同样是一个被需要的虚构——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非正义存在，正义战争的概念就整体坍塌，所有战争都只剩下利益、恐惧和权力，再无其他。
没有人能接受这个结论，因此正义必须被发明。没有正义，战争的实质就只是血肉与骨骼的交织——纯粹的物理事实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可以被接受的结束理由。人类无法在这个画面里继续存在下去，所以我们制造了正义，就像我们制造了历史叙事，制造了教科书里的"战争意义”，制造了那些括号里的年份和那些值得被记住的名字。
因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论：人们用着各不相同的词语，讲述着各不相同的利益，却共同虚构了同一个叫做"正义"的名词。然后，这个虚构开始杀人。我们用一个无法证明其存在的概念，为穿透伤、腐烂和无法控制的出血提供了许可证。正义是我们给自己开的刀。
人们通常以为，历史正义发生在事件之后。战争结束，审判开始，历史学家介入，正义在尘埃落定之后被追溯性地分配给胜者或败者。但这是一个误解。我们历史的正义始终发生在我们的今天。
原因不复杂，但结论令人不安。我们评价过去所使用的标准，来自今天。我们决定哪些问题值得被追问，来自今天。正如同《1984》里的那句话一般：“谁控制了过去，谁就掌握了未来；谁控制了现在，谁就控制了过去。“而更深一层，我们能够提出哪些问题，本身就是今天允许我们提出的问题。卡廷森林的死亡在苏联存续期间不是一个历史问题，不是因为它被遗忘，而是因为它被禁止存在，作为一个问题，它被剥夺了作为问题的资格。问题的可见性本身，是权力的产物。
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正义——不是作为战争的许可证，不是作为胜利者的修辞，而是作为一种对此刻的要求：我们今天如何看待那些穿透伤和腐烂，决定了它们在八十年后是否仍然是人的死亡，还是只是数字。我们今天提问的方式，决定了谁将来能进入教科书，以什么姿态进入。
历史不是昨天。历史正义，是今天的责任。我们今天的选择，决定了昨天的死亡是否仍然是人的死亡。